身和财产安全吗？是所有，不是一个，所以我要保护的是所有在我飞机上的人的利益，而不是某个人的一己私利，更不是航空公司的利益，如果他携带的有毒物质呢？如果是生化武器呢？怎么可以保持缄默？保持缄默才是真正的失职！”

我现在想都觉得蠢透了，没有哪一家企业会需要我这样的员工，但我仿佛斗神附体，火力全开，脑子里全是“不对，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她说的不对。”

到最后整场辩论结束，除了对方一辩，没人再有机会说话，我的队友们各个盯着空白的桌面，像鹌鹑缩着脑袋，一句话都没机会说。

其实连对方一辩也没话了，她有些大舌头，这么一来就更加口齿不清，支支吾吾，一个劲儿往考官的方向瞟。

要不是考官一脸和事佬的慈祥笑容制止我的炮火，我想我连天黑了都不知道。

“好了，我们这位辩友很强势啊。”他低头又看一眼桌上一沓厚厚的资料，笑着点点头，“很强势。”

但那天我是沮丧的，我知道我的队友不是嘴笨，而是有些话不该说，不能说，那索性闭上嘴巴才是聪明的做法。

我抱着衣服和包在萧瑟的晚风里走了半天才觉得冷，可又觉得解脱，我不就是想搞砸这件事吗？我现在如愿以偿了。

蓝色的夜幕下，“烧烤”的霓虹灯牌闪烁，我杵在那里老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这家店就是秦皖第一次带我吃烧烤的店，再往店门里看，古惑仔风格的刺青老板正坐在收银台后头，两脚翘得老高，叼着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嬉皮笑脸地看着我。

我快步离开，可没走几步，那个戴眼镜的男孩追上来，书包哐啷哐啷响。

“你超帅！”

“帅？”

“帅！”他白白净净的脸有些泛红。

我们一起上了地铁，一直快到浦东了我才想起问他住哪里，他住长宁。

“那不是早就过了？”

“没事。”他笑，一手拉着吊环，缩起脖子，红扑扑的脸在羽绒服领子里蹭一蹭，“现在人多不好下车，等人少了我再下，大不了坐几站回头车。”

我看他身后，挤得满满当当，而我和他之间的空当甚至可以允许我自由转身，穿外套。

他叫陈之墨，笔墨纸砚的墨，知乎所以的之，我说真是好名字，他说父母都是大学老师，父亲是华东政法的，母亲是上海大学的。

“他们都很开明。”他扶一下眼镜，看向别的地方，“都不大管我的。”

“没人管没人问是什么好事吗？”我无奈地笑，再看他有些失落的脸，“我也没人管。”

“那蛮好的呀！”他又高兴起来，拿出手机加了我的微信，说以后我们两个没人管的可以一起出来压马路。

那天我们分开后还在一直聊，聊得我珍藏多年的微信表情包都不够用，说过晚安后我窝在被子里看手机，指尖悬得发酸，还是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今天去面试了。

这件事就真的像蒸发了一样，再没有短信，没有邮件也没有电话，明明是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做的事，事后却像没发生过。

我每一天都坐在寝室的阳台上织围巾，离校的室友留了一个藤椅给我，我就窝在那椅子里摇啊摇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柔软得像婴儿皮肤一样的羊毛线上，变成一缕一缕的小溪，在缠绕交错的麻花纹之间流淌。

围巾很快就织好了，我拿着它站在盥洗池边，蘸一点手洗洗衣液，躬着腰轻轻地、一寸寸地揉，洗干净后挂在阳台，风一吹就是一股薰衣草的清香。

这样的日子很平静，平静得秦皖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我感到的竟只有措手不及。

那天一早他打电话过来，开口就是：“你下来一下，我在你们宿舍门口。”

女寝楼下男的不少，但他这个年纪的少，我下去的时候他正背对我看远处的教学楼，走过他身边的女生们频频侧目，想来又是哪个校领导来检查工作。

他转过来的时候眼镜是黑的，脸也是黑的，我想我是真的把事情搞砸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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